来源：国际投行研究报告
文/金夏
又是一个周末，靴子落地，大事发生。
2026年7月2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一则简短通报，为中国资本市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方星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就在一个月前，这位62岁的“学者型官员”还以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侃侃而谈。彼时的他，西装革履，从容自信，谈论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与创新潜力。没有人想到，这竟是他作为公众人物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从流传出来的消息来看，7月25日，方还要参加中国财富管理论坛。
翻看方星海的履历，从浙江乐清前垟村走出的少年，到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再到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最后成为执掌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大权的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的人生轨迹，曾被视为“精英官员”的完美样本。然而，当这条光鲜的上升曲线在2026年夏天戛然而止时，人们才恍然发现：一个精英的崛起与坠落之间，往往只隔着一场市场的熊市、一群愤怒的股民，以及一纸冰冷的通报。
从芙蓉镇到斯坦福
1964年5月，方星海出生于浙江乐清芙蓉镇前垟村。父亲是军人，母亲是小学教师。14岁时，他随父母搬到上海，入读沙泾中学，后又考入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1981年，方星海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主修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在那个大学生尚属“天之骄子”的年代，清华的文凭已经为他铺就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但方星海的野心不止于此。
1986年，他获得了著名的“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资助，远赴美国深造。这个由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发起的计划，被誉为中国经济学人的“黄埔军校”，选拔最顶尖的中国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经济学。
方星海先进入匹兹堡大学，一年后凭借出色的表现，申请到斯坦福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并转校。在斯坦福，他师从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方星海后来回忆，导师“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学问做得非常好，而且很正直，对国际国内社会的情况也非常关心”。
1993年方星海博士毕业时，斯蒂格利茨专程飞回斯坦福，在毕业典礼上做了一场让他终生难忘的演讲：“你们对世界上很多不如你们幸运的人是承担一份责任的”。方星海说，导师的这番话和他小时候在国内受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差不多”，“就是一个人不能只关注自己，要关注大众”。不过，后来发生的事都比较讽刺。
博士毕业后，方星海进入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担任经济学家和投资官员，一干就是五年。外界评价这段经历让他具备了国际化的视野，也让他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有了切身的理解。
1998年，方星海回国，先后在中国建设银行、银河证券、上海证券交易所任职。2005年，他被瑞士世界经济论坛选为“全球青年领袖”。关于该称号的获得者，另一个是已经出狱的前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芮成钢”。2010年，他出任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事实上，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他开始与一项日后将他推向风口浪尖的制度产生交集。
转融通的诞生与一个人的绑定
2010年8月28日，上海2010年股指期货投资策略高峰论坛上，时任上海市金融办主任的方星海公开表示：为配合融资融券制度和转融通业务，国内转融通公司将会很快成立。他进一步透露，早在当年6月的陆家嘴论坛上，就已宣布证券融通公司即将组建。方星海当时指出，机构投资者“非常需要转融通公司以及相关制度安排”。
所谓转融通，就是由银行、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提供资金和证券，证券公司作为中介将这些资源提供给需要融资融券的客户。这套机制的本意，是完善市场的双向交易功能，提升股指期货的套利效率。
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和鸿沟，往往比太平洋还要宽广，比马里亚纳海沟还要深。2015年10月，方星海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主要分管国际部和会计部。关于该职位的获得，坊间流传版本是方本人向高层“毛遂自荐”后获得。另外，转融通制度在更深层次上推进，有报道指出，转融通中关于转融券机制的规则设立，也是由他主导推出的。
在方星海等人的制度设计中，转融通机制是为了抑制A股新股的炒作之风。但在市场的实际运行中，这套机制却被一些人钻了空子，比较讽刺的是，限售股通过转融通通道被借出，绕过了限售规则，进入了二级市场。“所谓的限售荡然无存”，一位市场评论者这样写道。
当A股在3000点附近反复徘徊、无数散户亏损惨重时，转融通成了众矢之的。而方星海，这位转融通制度早期最重要的公开倡导者和后期规则的推动者，自然而然地被市场舆论与这项备受争议的制度紧紧绑定在一起。在股民的叙事中，他成了“执掌转融通这把最锋利镰刀的副村长”。
2024年7月，方星海卸任证监会副主席。消息传出后，A股出现了久违的放量大涨。市场的“用脚投票”，成了对方星海最残酷的“民意测验”。
量化之争
如果说转融通是方星海被市场诟病的“第一宗罪”，那么量化交易就是他陷入舆论漩涡的另一片深水区。
2026年6月17日，陆家嘴论坛。此时已卸任证监会副主席、出任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的方星海，在公开场合高度评价了内地量化投资机构。他表示，近年来内地一批量化私募与管理机构“技术能力突飞猛进，其算法模型、交易执行与风控水平已不输于国际顶尖同业”，并建议香港金融管理部门“着力吸引内地量化机构落户香港”。
这番言论，在量化交易早已成为市场敏感话题的背景下，无异于火上浇油。
长期以来，知名经济学家、资本市场长期观察者刘纪鹏对量化交易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他多次公开表示，“应暂停量化交易，它在扼杀长期资金，与99%的散户不匹配”“开盘57秒就卖26亿，连基本的公平都没了”“先把指数拉到4000点再放开量化”。刘纪鹏的核心逻辑是：不能牺牲占市场95%的散户投资者的公平，去换取只占5%的机构投资者的效率。
这两种立场的碰撞，本质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市场哲学的冲突。
在一些资本市场资深从业者来说，方星海代表的是精英主义的技术逻辑，“精英们”相信市场的效率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完善来提升，量化交易的算法模型、风控水平达到国际一流，就应该被鼓励和推广。这是一种从斯坦福和世界银行带回来的、对“先进”与“落后”有着清晰等级判断的思维框架。
而刘纪鹏代表的则是来自民间“公平逻辑”的呼声，在一个以散户为主的市场中，任何赋予少数机构以制度性优势的安排，都是对大多数人的不公。哪怕这种安排在理论上能够提升市场效率，但在实践中，它收割的恰恰是那些最不具备抵抗能力的普通投资者。
这两种逻辑的对立，在A股长期低迷的大背景下被急剧放大。散户投资者将自己的亏损归因于“不公平的制度设计”，而量化交易和转融通恰好成了最显眼的靶子。方星海这位有着“斯坦福博士”“世行经济学家”“全球青年领袖”等耀眼标签的精英官员顺理成章地成了靶心。
有评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之所以备受争议，是因为这几年股市跌得很惨，绝大多数投资者都损失惨重；而大家把市场下跌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一是IPO大跃进，二是转融通中的做空机制等规则”。
精英们的困境
公允地说，方星海在任期间推动的许多改革，从技术层面看并非没有道理。
转融通的初衷是完善做空机制、抑制新股炒作；注册制的推进是为了与国际接轨、提高市场效率；量化交易的发展是金融科技浪潮下的全球趋势。方星海作为一位受过西方顶级经济学训练的“技术官僚”，推行这些政策，在逻辑上是自洽的。
然而，资本市场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系统，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有资本市场资深从业者认为，方星海的困境在于：他试图用一套源于西方成熟市场的技术方案，来解决一个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市场问题。方看到了市场的“效率不足”，却没有充分预见到这些方案在落地过程中可能被扭曲、被利用的风险。转融通成了绕道减持的工具，注册制在某些人手里变成了“注水制”。
事实上，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方始终没有真正理解散户投资者在这个市场中的处境和感受。对于一个拥有数千万散户的市场而言，公平感往往比效率更重要。当投资者觉得自己在一个“被设计好的游戏”中注定是输家时，任何技术层面的“进步”都无法赢得他们的认同。
刘纪鹏曾经“不要让量化交易割了耐心资本的韭菜”警告，恰恰击中了这个痛点。在方星海看来，量化机构的技术进步值得肯定；但在散户看来，那不过是“镰刀”又升级了。
这两种视角之间的鸿沟，最终成了方星海无法跨越的天堑。
一个时代的注脚
2026年7月2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通报：方星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从浙江乐清农村走出的少年，到清华学子、斯坦福博士、世行经济学家，再到证监会副主席，这条曾经光芒四射的上升曲线，在62岁这一年坠入了未知的深渊。
方星海的命运，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时代的注脚。他代表了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那一批受过西方精英教育、信奉市场化改革、试图用技术手段推动制度变革的“学者型官员”。他们的崛起，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进程；他们的困境，则折射出移植外来制度时不可避免的水土不服。
在方星海被查的消息下方，网友的评论情绪复杂。有人拍手称快，有人感慨唏嘘，也有调侃称“这个浓眉细眼的家伙也叛变了”。但无论立场如何，一个事实是确定的：当一个市场的制度建设与大多数参与者的利益感知之间出现巨大裂痕时，那些站在制度设计最前沿的人，终将成为裂痕的承受者。
方星海曾在斯坦福的毕业典礼上，被导师教导要对“不如你们幸运的人”承担责任。三十多年后，当他被数以千万计的散户投资者视为“不公”的化身时，不知他是否还会想起那句话。
2026年7月24日，方星海的人生翻过了最后一页公开的篇章。后面的故事，将由纪律审查和法律程序来书写。而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而言，方星海的崛起与坠落，或许也将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案例，关于精英与大众、效率与公平、技术理性与市场伦理之间的永恒探讨。
接下来，对投资者来说，资本市场会变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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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尉旖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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